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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永成(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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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狗百科邹永成(1882—1955),字器之,湖南新化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04年加入华兴会。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赴日本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参与光复宝庆、新化。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组织民义社,担任领导人。然后派同志分途回国,在各地秘密组织反袁机关,为讨伐袁世凯作出了重要贡献。1915年底邹永成回湘,在郴州收集散兵两千多人,编为湖南独立第一旅,自任旅长,进行反袁斗争。护国战争胜利后,邹永成继续从事反对南北军阀统治活动。1917年任湖南督军署中将高等顾问,1918年至1920年任湖南总司令部中将参议。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中将高等顾问。1922年随孙中山赴上海。1923年任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高等顾问。邹永成拥护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撰修委员。1948年后在长沙组织同盟会湖南联谊社。1949年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1955年病逝。[1]网页微信知乎图片视频医疗汉语问问百科更多»登录帮助首页任务任务中心公益百科积分商城个人中心邹永成编辑词条添加义项同义词收藏分享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邹永成(1882—1955),字器之,湖南新化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04年加入华兴会。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赴日本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参与光复宝庆、新化。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组织民义社,担任领导人。然后派同志分途回国,在各地秘密组织反袁机关,为讨伐袁世凯作出了重要贡献。1915年底邹永成回湘,在郴州收集散兵两千多人,编为湖南独立第一旅,自任旅长,进行反袁斗争。护国战争胜利后,邹永成继续从事反对南北军阀统治活动。1917年任湖南督军署中将高等顾问,1918年至1920年任湖南总司令部中将参议。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中将高等顾问。1922年随孙中山赴上海。1923年任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高等顾问。邹永成拥护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撰修委员。1948年后在长沙组织同盟会湖南联谊社。1949年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1955年病逝。[1]中文名邹永成展开民族汉族展开逝世日期1955年展开主要成就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展开国籍中国展开出生日期1882年展开职业革命家展开出生地湖南新化展开参考资料:1. 邹永成隆回县当代人物专题词条标签:政治人物将领人物免责声明搜狗百科词条内容由用户共同创建和维护,不代表搜狗百科立场。如果您需要医学、法律、投资理财等专业领域的建议,我们强烈建议您独自对内容的可信性进行评估,并咨询相关专业人士。词条信息词条浏览:53967次最近更新:21.07.06编辑次数:11次创建者:百科用户突出贡献者:新手指引了解百科编辑规范用户体系商城兑换问题解答关于审核关于编辑关于创建常见问题意见反馈及投诉举报与质疑举报非法用户未通过申诉反馈侵权信息对外合作邮件合作任务领取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搜索词条编辑词条 收藏 查看我的收藏分享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投诉登录企业推广免责声明用户协议隐私政策编辑帮助意见反馈及投诉© SOGOU.COM 京ICP备11001839号-1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觉醒年代系列分享向伟大致敬之邹永成 - 知乎

觉醒年代系列分享向伟大致敬之邹永成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觉醒年代系列分享向伟大致敬之邹永成红色基因传承团Cumt暑期社会实践团,寻红色基因,筑青春之梦邹永成,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他的勤奋,毅力和奉献精神被广泛认可。他的故事也激励了许多人,成为了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典范和榜样。邹永成自幼聪明好学,少承家教,潜心经世致用之学。他加入华兴会后,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他赴江西、广西等地联络防营,积极组织军队,筹备起义,打击清政府的统治,为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但是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和宋教仁被刺杀的双重打击下,邹永成深感民主共和国将成为泡影,郁闷不乐,决计自杀,所幸被江中渔民及时发现,挽留了一位革命者的生命。他在自杀前,曾留下绝命诗一首:“轰轰革命十馀年,驱逐胡虏着祖鞭。不料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 邹永成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一生被奋斗和牺牲充斥着。他坚信革命事业的胜利,为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事迹永载史册,将激励后人不断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编辑于 2023-08-27 21:10・IP 属地江苏觉醒年代(电视剧)缅怀革命先烈​赞同​​添加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

从邵阳走出来的大人物——邹永成_黄兴_革命_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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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邵阳走出来的大人物——邹永成

2022-09-06 21:37

来源:

工院的大秘密

发布于:山西省

原标题:从邵阳走出来的大人物——邹永成

邹永成,字器之,曾用名邹方山、黄自强,1882年11月出生,湖南省新化县罗洪乡(今属邵阳隆回县)人。著名舆地学家邹汉勋的曾孙,其父亲为清末贡生。1890年入乡私塾,后赴长沙读书。

1903年,邹应伯父之召,赴武昌协办舆地学会,与陈天华、张镇衡等在汉口组织革命通讯机关,宣传革命。1904年春回湘与黄兴、谭人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建华兴会,密谋于10月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泄后失败。

1905年春,蔡锷在桂林创办随营学校作为革命基地,邀邹入校共事,但邹为方便发动学生,决定以学生身份入校学习。时黄兴化名姜愚人从日本东京来到桂林,与邹等商议在桂林成立联盟会,将华兴会、三合会、自强会等合而为一,预与孙中山的兴中会成立联合团体。同年秋,黄兴将联盟会章程及名册带至日本东京并入同盟会。

1907年邹赴南京,被南京督署聘为参赞兼苏州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管带,暗中进行革命活动。事败后于1909年东渡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学习。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邹永成

1911年春,邹与宋教仁、居正等同盟会骨干在寓所集会,决定回国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长江流域武装起义,邹负责筹集经费。在黄兴广州黄花岗起义前,邹将祖遗祭田100多亩抵押,得经费数千元,在宝庆设联络机关,召集当地革命党人,伺机策应。

展开全文

1911年3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邹与焦达峰、杨任、孙武在汉口成立两湖联络机关,筹备起义事宜。不久即与焦达峰等返湘。策反长沙黄忠浩部,并成功联络新军各部。

10月22日长沙光复,邹即赴宝庆(今邵阳),策反了当地的巡防营,并指导谢介僧、葛天保等发动起义。宝庆起义后邹被推举为军政府宝庆分府副都督,即赴新化组织民军,攻克新化城。宝庆、新化起义成功。此时长沙已被立宪派所窃权,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等惨遭杀害。邹愤然离湘至 汉口,偕谭人凤等赴京。时值孙中山、黄兴皆在北京,但黄兴对于长沙之事暂无良策,不久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邹永成

1912年10月,邹任湖南都督府陆军中将兼高等顾问,与詹大悲等共商讨袁事宜,事败后被袁世凯通缉。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后,邹预感袁世凯有称帝野心,又无力阻止,深感民主共和将成泡影。

1913年4月20日写下绝笔诗: “轰轰革命十余年,志灭胡儿着祖鞭,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遂跳入黄浦江,幸被渔民救起。

1914年3月黄兴在南京组织讨袁军,邹出任湘鄂豫联军第三军总司令,促成湖南独立,率蒋翊武、程子楷等督师岳州,准备举兵北上。不久黄兴事败,湖南取消独立,汤芗铭主湘,邹和程子楷等逃亡日本。

1916年3月,邹召集散兵2000人,编为湖南独立第一旅,自任旅长,参加反袁驱汤护国战争。同年6月,谭延重新执政湖南后,军队被解散。1922年邹任广州大元帅府军政部参议,1924年孙中山圈定其为国民党一大代表。北伐战争中,邹策反湘军叶开鑫部编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并任该军高等顾问,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部参议。1930年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撰修委员。

1948年邹在湘组织中国同盟会湖南联谊社,积极从事和平解放湖南运动,1951年5月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1955年1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邹永成1955年6月逝世,享年74岁。(来源:湖南省参事传略 (胡智勇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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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巨子邹永成

时间:  

2015-03-05 16:03

李传补

  邹永成,字器之,化名黄自强,1882年10月10日生,湖南隆回县罗洪乡人。出身于书香之家,曾祖父邹汉勋是著名学者、经学大师,与魏源齐名。伯父邹代钧是著名地理学家、地图出版家。叔父邹代藩是学者、革命家。邹永成在辛亥革命前后,广泛结交反清革命志士,四处奔波,为武昌首义和湖南光复做了大量工作,并亲自领导光复宝庆和新化。为筹措革命经费,他散尽家财,得罪亲人,机关用尽。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孙中山先生特别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鉴于邹永成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献身和突出贡献,在当时革命队伍中被称为“革命巨子”。晚年邹永成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回湘组建中国同盟会湖南联谊社,积极促成湖南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参议。1955年6月4日病逝于长沙,葬长沙南郊公墓。 

  一、早期革命活动和参加华兴会 

  与一般书香之家的孩子一样,邹永成也从小读私塾。与大多数名人一样,邹永成小时候也赋性聪慧。1897年,他的伯父邹代钧与陈立之、梁启超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邹永成参加了入学考试,已被录取,却被伯父制止,不准他人学。其父邹代铸已于上年去世,伯父就是他家中的权威,伯父不许可,他没法违抗。但是,他从此走入江湖,交结豪杰。1900年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被伯父知道,勒令他回罗洪老家。当时罗洪属新化县辖,邹永成回家后更不安分,经常李传补 

  与县内反清志士陈天华、周来苏、周叔川、张斗枢等人交游。1903年,伯父要他到武昌舆地学社打工,以为将侄儿带到身边可以管教。谁知从小好剑术、喜兵书的邹永成到舆地学社后,利用工余时间偷读了许多宣扬反清革命的书籍,逆叛不羁之志与日俱增,不久考入长沙体育学校。 

  这一年,黄兴从日本留学回湘,在明德中学等校任教,秘密与会党同志刘揆一、马福益、谭人凤、李燮和及在省外地同志吴禄贞、钮永键、蓝天蔚、李书城、蒋尊簋、陈宦、赵声、曹亚伯、宋教仁、胡瑛、欧阳振声、刘静安、何季达、时功玖、张难先、周震鳞、张斗枢、柳聘农、龙璋等人组建华兴会。决定在1904年11月16日趁西太后万寿节之时在长沙举事,在万寿宫安放地雷炸药。安排马福益、谭人凤、李燮和和周叔川等人在湘东和湘西等处响应,邹永成被安排往江西方面运动。 

  1904年春,邹永成依照陈天华从日本寄来的信件精神,邀集易本羲、周京甫、陈少石、杨建署、伍申衡、胡昆藩、邹汉佑、吴任、张业吾、张琴、石英等几十人,身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猛回头》等宣传品到江西吉安。与已先行到达的冯弼斋、赵南山、谢介僧、韩飞、黎民望、梁英、董福开等人会合。革命机关秘密为赣江堂,公开名义为黄自强公司,与在南昌办随营学堂的郭人漳、蔡锷密谋起事。并派人与长沙的马福益、黄兴等联络。不料湘潭的向少卿、郭鹤卿酒后失言泄密,被湘潭捕快拿获,立即呈报湖南巡抚陆元鼎。会党中的部分头领王福泉、肖桂生、游得胜、何少卿、郭鹤卿等人被杀害。马福益逃到广西,次年春回湘图再举,行到湘乡也被害。湖北的同志也遭到军警围捕。黄兴、宋教仁、欧阳瑞华等逃亡日本,邹永成、蔡锷等回湖南。 

  二、参加广西起义和创建同盟会 

  1904年冬,广西会党首领陆亚发聚众万余人在柳州举行起义,占领了柳州城。清政府派湖南巡抚黄忠浩带兵前往广西镇压。邹永成与蔡锷、石成功、徐清泉、曾子亿等人在宝庆秘密集会,决定派邹永成和吴任冒着天寒路滑,翻山涉水到广西。已运动好了的黄忠浩部下军官唐元善、唐万福、梁忠武、李德山、苏国三,他们都表示愿意倒戈起义。但此时陆亚发已死,起义失败,游说黄忠浩倒戈已不可能,邹永成只好作罢。这时,蔡锷、郭人漳已到桂林办随营学堂,邹永成便在随营学堂执弟子礼,成了一个学生。不久,谭人凤受蔡、郭电邀亦来桂林掌文犊,接着黄兴也来了。几位革命巨匠商谈革命大业,一致认为必须成立一个组织机构。于是草拟了会章,初名为中国联盟会。由黄兴将会章和发起义名单带到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等同志商量,大家同意,正式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三、千方百计为革命筹资 

  1906年3月,邹永成在桂林随营学堂毕业后,便到武汉舆地学社工作。他表面做事,暗地里却频繁与革命党人联络,舆地学社成了革命机关。同志中有很多经济困乏的人,他慷慨解囊,尽力周济,大家对他以孟尝君目之。 

  1908年伯父去世后,邹永成经熊希龄介绍,到苏州二三一混成协当管带。协统刘笃烈与他为世交,也是反清人士,很快被清廷当局撤换,邹永成也遭追捕。他先逃往南京,1909年逃往日本,住在谭人凤的寓所,并入明治大学学习。 

  邹永成与宋教仁、谭人凤等商量,鉴于同盟会在南方发动多次起义未能成功,应当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个战略转移的思路得到宋、谭等很多同志认可,于是,于1910年7月30日在上海成立了中部同盟会。在中部同盟会的发动、组织下,长江流域的革命迅猛发展起来。 

  干革命需要巨额经费,从何而来?孙中山周游列国辛辛苦苦在华侨中筹集的资金,早已在南方多次起义中消耗殆尽。邹永成从日本回国后,主要在武汉和湖南奔波活动。为了筹资,他首先捐出自己的家产,将祖传100多石租的契子抵押给祖伯,得2000元大洋,用这笔钱在宝庆河街岭开了一家店子作联络机关。他又与谭二式商量,派一个鸡鸣狗盗的会党朋友到族伯家去行窃,企图盗取其祖传的珍贵文物——王羲之墨迹《兰亭序》。可是连去三次没有盗着。 

  有人对邹永成说,南洋印刷局的谢祝轩翻印了舆地学社的地图,赚了很多钱,他堂兄要去告谢祝轩的状。邹永成正为革命经费头痛,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谎称是自己翻印,要堂兄莫告状。结果,谢祝轩给了他1000元大洋。邹永成便带这笔钱,与谢介僧赴武汉活动。 

  湖北的同志见南方多次起义没有成功,大都灰心丧气以为前途无望。邹永成带这点钱去,暂时宽一宽大家的心,并极力主张在武汉设立联络机关,但经费问题仍然令大家彷徨无策。当时武汉革命党人因经费奇缺,大家生活极其艰苦,同志们只能喝点稀粥维系生命,出外活动的长袍则轮流使用,为此,大家千方百计为经费问题想办法。 

  邹永成记得,蕲州三角山庵堂里有一尊金菩萨,若能搞到手,可以换一笔钱充革命经费,大家赞同。一天夜晚,天下大雨,邹永成与焦达峰、孙武等人赶到佛寺,趁着雨声掩护,掘墙入寺,几个人费力将金菩萨抬了下来。但这尊金菩萨很重,五六个人也难以抬走,他们便想锤碎分运。锤了很久,才锤下一小块。响声惊醒了寺里和尚,一帮人手持棍棒、禅杖,吆喝着向他们扑来。他们仓皇逃跑,连行李都没来得及带走。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邹永成竞想盗取伯母的金条。他要孙武找人配了麻醉药,放入自己买的一瓶高级白兰地酒内,携酒对伯母说:“侄儿明天要到日本去,特来向伯母告辞。”伯母对他热情备至,很快就炒了菜肴,一起喝酒。但是,酒喝完了,伯母只说:“这酒不好,有点头。”并未酒倒。原来是麻酒药配的分量不足,没起作用。 

  邹永成刚走出伯母大门,就遇上堂弟邹安众背着书包放学回家。邹安众见了邹永成,就追上来喊道:“大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到汉口去看戏?”这句话被在门外接应的孙武听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问邹永成:“你堂弟在哪个学堂读书?”邹永成说:“在黄鹤楼小学堂。”孙武心中大喜,说:“黄鹤楼小学堂的校长张振武是共进会员,与邓玉麟去找张校长,就说要带你那小弟弟到汉口看戏,然后要你伯母拿钱赎人。” 

  邹永成只好叫弟弟邹永干与邓玉麟去找张校长,把堂弟邹安众骗出学堂,说是到汉口去看戏,将堂弟藏在日本租界旅馆。第二天,伯母不见儿子回来,就派四叔去向邹永成要人,邹永成提出要一大笔钱方可放人,经四叔从中反复调停,伯母无可奈何地交出800元,为此,伯母对邹永成终生积怨。 

  邹永成还卖掉了祖传的家藏图书,典当衣物首饰等家产,并多方向亲友筹集资金,全部用于革命活动。 

  武昌首义爆发后,邹永成参与了光复长沙及宝庆、新化的发动组织活动。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急需经费,他别无办法,又打起岳父的主意来。其岳父罗伯夷在劝学所掌管金柜,他找岳父借钱,岳父说:“没有。”邹永成指着金柜说:“把金柜打开我看看。”岳父说:“那是公家的钱。”邹永成说:“不管是哪家的钱,我都要。您若不给,我立即把金柜砸烂!”岳父无可奈何,只好打开金柜,气喘吁吁地拿出200大洋,颤抖着双手交给女婿。邹永成便用此款充军饷,与谭二式、张贯夫等光复了宝庆和新化。 

  四、领兵光复宝庆和新化 

  1911年夏,邹永成与长沙新军中的曾祖章、吴瑞联系,将一些新军开缺人员安插到巡防队,为湖南光复打下了基础,并与焦达峰等人规划了湖南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决定兵分三路,沅水流域由杨任负责;长沙、岳阳一带由焦达峰负责;衡阳、宝庆一带由邹永成负责。到时三路兵马齐出,东面向江西进发,指南京;南下由邹永成负责,南下两广占海道;北取武汉,占长江上游,直逼中原。 

  这时四川铁路风潮兴起,吸引了清廷注意力。邹永成认为机会来了,便打电话给湖北的同志,催他们加紧准备,他在长沙也加紧准备活动。因武昌孙武制炸弹暴露了消息,引起清廷官府追捕,被迫提前起义。 

  邹永成得知武昌首义爆发的消息,急忙召集长沙的同志商量响应之事,促新军官佐行动。10月25日,新军官佐指挥新军,一举光复了长沙。 

  邹永成又与谢介僧等筹划宝庆起义,得到曾子亿支持800大洋的军饷。在新化与谭二式商量后,农历九月初八日,邹永成邀集葛天保、陈自新、黄存常、岳意如、毕同、李洞天、唐藓,谢介僧等在宝庆河街岭机关开会。葛天保说,他有一个朋友张贯夫带一营巡防兵驻在五峰铺,离城90里,可以运动过来参加举事。邹永成大喜,便带着葛写给张的信件连夜赶到五峰铺。一席交谈,张贯夫欣然应允,立即召集队伍训话。邹永成便将武汉、长沙革命的道理讲得鞭辟入理。全体官兵听了邹永成慷慨激昂的演说,都欢呼雀跃,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会场掌声阵阵,大家表示乐于听命。兵贵神速,他们说干就干,立即集合启程,天未亮就向宝庆城进发,于10月30日到达宝庆。县官闻风逃跑,无人抵抗。这时谭二式的队伍亦如期赶到,宝庆轻易光复。大家公推谢介僧为宝庆都督,邹永成为副都督,谭二式为参都督。委托邹代藩组建军政分府。出安民告示,然后分兵取新化。 

  新化城有晏金生部驻防,颇有实力,义军仅200多人,快枪30多支,其余是大力梭镖等冷兵器。但义军探得晏金生们最怕炸弹,于是抬来许多木箱,放风声说里面装的是炸弹。晏金生便带领队伍出城5里投降。11月1日,新化不费一弹光复。 

  五、倒袁心切,愤而投江 

  好景不长,未几,湖南年轻的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梅馨阴谋杀害,谭延闺当上了湖南都督,宝庆亦由谭心休掌控。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遂被以袁世凯为头子的野心家窃取。辛亥革命的很多元勋都受到迫害,谭人凤、邹永成等也逃往武汉、南京等地避难。 

  邹永成劝谭人凤,以在武昌时的“北面招讨使”官衔为名义,挂牌立辕,兴师北伐。已有曾传范三个营、谭二式三个营的队伍,又得黄兴和陈英士许诺支持兵源和经费,谭人凤便在上海招兵买马,整师待发。忽报南北议和达成,袁世凯下令解散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的一切武装力量。谭人凤不敢抗命,独邹永成坚决反对接受这一命令。他说:“袁世凯绝对靠不住,不但您的军队不能解散,南京黄兴的军队也不能解散,否则后悔莫及,等袁世凯真要做皇帝时,你们想再搞这么多兵就来不及了。”谭人凤不依,邹永成又坚决地说:“你去与克强商量,把所有不要的军队都配好了弹,交给我带到林中训练去,等到需要的时候备用。”听到这里,谭人凤火了,骂道;“你发神经病了吗!” 

  邹永成悲愤极了,仰天长叹:“天丧我也!”1912年4月20日中午,他乘人力车到上海火车北站,喝了两杯白兰地,铺纸写了一首绝命诗: 

  轰轰革命十余年,誓灭虏儿著祖鞭。 

  不料袁猴筋斗劲,共和成梦我归天。 

  又于诗后批日:“我不死吴淞而死黄浦,希望谭人凤等人注意袁贼。”他又回到招讨行辕,把诗放桌上,仍搭人力车到黄浦滩,给车夫5元力资,遂将上身洋服脱下连同金表金链放岸上,披头散发,泪流如注,大呼:“天丧我也!”疯狂向江心扑去…… 

  谭人凤等人回到行辕,不见了邹永成,却看到了桌上的绝命诗,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们赶紧四处寻觅,又到黄浦滩寻尸,茫然无获,只好在《民立报》登了一则《寻找邹永成启事》。 

  谭人凤又行文痛告沪督陈英士,由沪军督府多方设法,才在巡捕房找到邹永成。原来在邹永成跳水的一霎那,被附近小船上的人看见用钩子钩住他的裤子,将他拖上岸,送到巡捕房,其金表上衣等物亦交还给他。 

  邹永成念念不忘给焦达峰等报仇,回到湖南,恰逢葛天保被谭延闺捉去。为了救葛,他委曲求全去见谭延闺。谭见邹来,喜出望外,立即将葛天保释放。邹问谭:“为什么杀焦达峰等?”谭支吾说是乱兵所为。这个八面玲珑的谭延闺话锋一转,说:“你我是世交,凡事还请你多多帮忙呐。”又亲开白兰地,请邹永成吃午饭。次日,行文聘请邹永成为都督府高等顾问官,又送邹一个“赴美考察官”的名义让他去美国留学,且多次备文报送中央政府,保荐邹永成的中将军衔,这些都被邹一一拒绝。 

  以后,邹永成奔走于湖南湖北等地组织起义,无一成功,还受到通缉。被迫于1913年秋再度逃亡日本,发出“雄心万里时看剑,直接昆仑定战争”之豪言壮语,吐露其不忘国内革命的情怀。1914年回国,继续在湖南湖北南京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被孙中山特别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参议,1930年起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1948年,邹永成不满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弃职回湘,组织中国同盟会湖南联谊社,为和平解放湖南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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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永成2023-09-14 10:51:41  来源:民革湖南省委  点击:  复制链接

  邹永成,字器之,又名敬芳,1882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永固乡(今属降回县罗洪乡罗洪村)。曾祖汉勋为清末汉学家,曾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清政府赐“云骑都尉”世职,其父邹代铸凭此余荫生活。邹永成少承家教,潜心经世致用之学。1998年邹代钧至武昌,筹办舆地学会事宜,邹永成随往,协理日常琐事。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设立自立军起义总机关,邹永成暗中加入,为伯父所知,勒令其归乡。邹永成回乡得识陈天华张斗枢等,开始倾向革命。

  1904年,邹永成考入长沙体育学堂,并参加华兴会,该会策划于次年10月发动长沙起义,邹永成奉黄兴之命潜赴江西吉安,与黎民望等组织“赣江堂”,联络巡防营,谋求响应。因起义事泄,江西机关也被控解散,他返回湖南。同年底,奉命和吴任赴柳州,运动黄忠浩军,未果。适湘人郭人漳在桂林办陆军学堂,于次年4月召邹永成前往相助,邹在学堂中宣传革命。1905年冬,黄兴从东京来到郭人漳营中,邹永成宣誓加入同盟会。

  1906年,郭人璋调任广东钦廉道,邹永成返同宝庆,旋间伯父病重,驰往或昌、继续襄理舆地学会事务。1909年,邹永成由熊希龄介绍,任苏州第三十三混成协管带,暗中联络同志。事泄走南京,旋偕张斗枢、刘承烈东渡日本,留学于明治大学。

  1911年初,宋教仁、居正等在邹永成寓所开会,决定回国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划长江流城武装起义。为筹集经费,邹永成、张斗枢回湖南新化与矿商接洽筹款,适谢介僧率命由东京来,告知黄兴即将在广州发动起义,湖南准备响应。他即暂搁矿事,将祖遗祭田100多亩契约押给祖伯,得2000元经费,于宝庆河街岭设立联络机关,召集革命党人,准备起义。

  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邹永成潜赴武汉与焦达峰、孙武共商大计。稍后,即与焦达峰、杨任、孙武等集会,计议两湖起义事宜。会后,他与焦达峰、杨任赶回湖南,分头运动会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邹永成规劝巡防营统领黄忠浩举兵反正,未果,时宝庆饥民暴动,他征得焦达峰同意,赶回宝庆,准备在宝庆发难。10月22日,长沙光复,他即与谢介僧、葛天保等于河街岭机关谋求响应。会后他赶往五峰铺,劝当地巡防军反正。次日,巡防军开赴府城,宝庆宣告光复。同年10月26日,众推谢介僧为大都督,邹永成为副都督。10月31日,邹永成回新化组织民军于11月1日光复新化。

  这时长沙发生兵变,焦达峰、陈作新被杀害,邹永成闻讯愤然离湘赴鄂,襄助谭人凤组织军队,准备北伐。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通令各省军队改编,不尊者以土匪论。1913年3月,宋教仁又被杀,邹永成深感民主成为泡影,决定自杀。4月20日,他留绝命诗,然后跳人黄浦江,幸得渔民救起,得免于难。不久,邹永成回湘任都督府高等顾问官。

  同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邹永成来到武汉,与詹大悲、宁调元共商讨袁事宜。被黎元洪通缉,他选回湖南。不久,邹永成任湘鄂豫联军第三军军长,驻岳州。旋谭延闿取消独立,他与程子楷、杨王鹏逃亡日本。同年12月,邹永成和刘承烈、杨王鹏等在日本成立民文社,以“恢复真正失和,殄除国贼,制造良于宪法,保存固有领土”为政纲,邹永成任副社长,继使组织反袁力量。1914年7,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民义社全体加入。1915年夏,邹永成回到上海,创办《教亡报》,从事反袁宣传。年底回湘,收集散兵2000多人,编为湖南独立第一旅,自任旅长。翌年,反袁护国战争胜利,谭廷闿重新督湖,邹永成被迫解散军队,前往广东。1917年,邹永成回湘任湖南督军署中将参议。

  1921年,邹永成任广东大元帅府中将高等顾问。次年,邹永成随孙中山避难上海。1923年,邹永成重回广州,任大本营军政部高等顾问、中央直辖第三军第一纵队司令。1924年1月,邹永成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园民党“一大”,支持孙中山关于国共合作主张。1926年,邹永成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中将参议,负责运动叶开鑫部师长邹鹏振加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后,邹永成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1929年,邹永成回湘参加反蒋倒何活动。1930年,邹永成任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撰修委员。1948年,邹永成弃职回湘,以老同盟会员身份,与程潜、仇鳌等致电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要求国共和谈,旋与仇鳌等筹组中国同盟会湖南联谊会,积极从事反蒋活动。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后,邹永成任湖南省军事委员会参议。1955年6月4日,邹永成病道于长沙,终年74岁。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3-09-14 10: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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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巨子邹永成

辛亥革命网 2016-01-22 09:45 来源:湖湘文史 作者:李传补 查看:

邹永成在辛亥革命前后,广泛结交反清革命志士,四处奔波,为武昌首义和湖南光复做了大量工作,并亲自领导光复宝庆和新化。

  邹永成,字器之,化名黄自强,1882年10月10日生,湖南隆回县罗洪乡人。出身于书香之家,曾祖父邹汉勋是著名学者、经学大师,与魏源齐名。伯父邹代钧是著名地理学家、地图出版家。叔父邹代藩是学者、革命家。邹永成在辛亥革命前后,广泛结交反清革命志士,四处奔波,为武昌首义和湖南光复做了大量工作,并亲自领导光复宝庆和新化。为筹措革命经费,他散尽家财,得罪亲人,机关用尽。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孙中山先生特别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鉴于邹永成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献身和突出贡献,在当时革命队伍中被称为“革命巨子”。晚年邹永成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回湘组建中国同盟会湖南联谊社,积极促成湖南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参议。1955年6月4日病逝于长沙,葬长沙南郊公墓。

  一、早期革命活动和参加华兴会

  与一般书香之家的孩子一样,邹永成也从小读私塾。与大多数名人一样,邹永成小时候也赋性聪慧。1897年,他的伯父邹代钧与陈立之、梁启超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邹永成参加了入学考试,已被录取,却被伯父制止,不准他人学。其父邹代铸已于上年去世,伯父就是他家中的权威,伯父不许可,他没法违抗。但是,他从此走入江湖,交结豪杰。1900年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被伯父知道,勒令他回罗洪老家。当时罗洪属新化县辖,邹永成回家后更不安分,经常李传补

  与县内反清志士陈天华、周来苏、周叔川、张斗枢等人交游。1903年,伯父要他到武昌舆地学社打工,以为将侄儿带到身边可以管教。谁知从小好剑术、喜兵书的邹永成到舆地学社后,利用工余时间偷读了许多宣扬反清革命的书籍,逆叛不羁之志与日俱增,不久考入长沙体育学校。

  这一年,黄兴从日本留学回湘,在明德中学等校任教,秘密与会党同志刘揆一、马福益、谭人凤、李燮和及在省外地同志吴禄贞、钮永键、蓝天蔚、李书城、蒋尊簋、陈宦、赵声、曹亚伯、宋教仁、胡瑛、欧阳振声、刘静安、何季达、时功玖、张难先、周震鳞、张斗枢、柳聘农、龙璋等人组建华兴会。决定在1904年11月16日趁西太后万寿节之时在长沙举事,在万寿宫安放地雷炸药。安排马福益、谭人凤、李燮和和周叔川等人在湘东和湘西等处响应,邹永成被安排往江西方面运动。

  1904年春,邹永成依照陈天华从日本寄来的信件精神,邀集易本羲、周京甫、陈少石、杨建署、伍申衡、胡昆藩、邹汉佑、吴任、张业吾、张琴、石英等几十人,身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猛回头》等宣传品到江西吉安。与已先行到达的冯弼斋、赵南山、谢介僧、韩飞、黎民望、梁英、董福开等人会合。革命机关秘密为赣江堂,公开名义为黄自强公司,与在南昌办随营学堂的郭人漳、蔡锷密谋起事。并派人与长沙的马福益、黄兴等联络。不料湘潭的向少卿、郭鹤卿酒后失言泄密,被湘潭捕快拿获,立即呈报湖南巡抚陆元鼎。会党中的部分头领王福泉、肖桂生、游得胜、何少卿、郭鹤卿等人被杀害。马福益逃到广西,次年春回湘图再举,行到湘乡也被害。湖北的同志也遭到军警围捕。黄兴、宋教仁、欧阳瑞华等逃亡日本,邹永成、蔡锷等回湖南。

  二、参加广西起义和创建同盟会

  1904年冬,广西会党首领陆亚发聚众万余人在柳州举行起义,占领了柳州城。清政府派湖南巡抚黄忠浩带兵前往广西镇压。邹永成与蔡锷、石成功、徐清泉、曾子亿等人在宝庆秘密集会,决定派邹永成和吴任冒着天寒路滑,翻山涉水到广西。已运动好了的黄忠浩部下军官唐元善、唐万福、梁忠武、李德山、苏国三,他们都表示愿意倒戈起义。但此时陆亚发已死,起义失败,游说黄忠浩倒戈已不可能,邹永成只好作罢。这时,蔡锷、郭人漳已到桂林办随营学堂,邹永成便在随营学堂执弟子礼,成了一个学生。不久,谭人凤受蔡、郭电邀亦来桂林掌文犊,接着黄兴也来了。几位革命巨匠商谈革命大业,一致认为必须成立一个组织机构。于是草拟了会章,初名为中国联盟会。由黄兴将会章和发起义名单带到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等同志商量,大家同意,正式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三、千方百计为革命筹资

  1906年3月,邹永成在桂林随营学堂毕业后,便到武汉舆地学社工作。他表面做事,暗地里却频繁与革命党人联络,舆地学社成了革命机关。同志中有很多经济困乏的人,他慷慨解囊,尽力周济,大家对他以孟尝君目之。

  1908年伯父去世后,邹永成经熊希龄介绍,到苏州二三一混成协当管带。协统刘笃烈与他为世交,也是反清人士,很快被清廷当局撤换,邹永成也遭追捕。他先逃往南京,1909年逃往日本,住在谭人凤的寓所,并入明治大学学习。

  邹永成与宋教仁、谭人凤等商量,鉴于同盟会在南方发动多次起义未能成功,应当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个战略转移的思路得到宋、谭等很多同志认可,于是,于1910年7月30日在上海成立了中部同盟会。在中部同盟会的发动、组织下,长江流域的革命迅猛发展起来。

  干革命需要巨额经费,从何而来?孙中山周游列国辛辛苦苦在华侨中筹集的资金,早已在南方多次起义中消耗殆尽。邹永成从日本回国后,主要在武汉和湖南奔波活动。为了筹资,他首先捐出自已的家产,将祖传100多石租的契子抵押给祖伯,得2000元大洋,用这笔钱在宝庆河街岭开了一家店子作联络机关。他又与谭二式商量,派一个鸡鸣狗盗的会党朋友到族伯家去行窃,企图盗取其祖传的珍贵文物——王羲之墨迹《兰亭序》。可是连去三次没有盗着。

  有人对邹永成说,南洋印刷局的谢祝轩翻印了舆地学社的地图,赚了很多钱,他堂兄要去告谢祝轩的状。邹永成正为革命经费头痛,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谎称是自己翻印,要堂兄莫告状。结果,谢祝轩给了他1000元大洋。邹永成便带这笔钱,与谢介僧赴武汉活动。

  湖北的同志见南方多次起义没有成功,大都灰心丧气以为前途无望。邹永成带这点钱去,暂时宽一宽大家的心,并极力主张在武汉设立联络机关,但经费问题仍然令大家彷徨无策。当时武汉革命党人因经费奇缺,大家生活极其艰苦,同志们只能喝点稀粥维系生命,出外活动的长袍则轮流使用,为此,大家千方百计为经费问题想办法。

  邹永成记得,蕲州三角山庵堂里有一尊金菩萨,若能搞到手,可以换一笔钱充革命经费,大家赞同。一天夜晚,天下大雨,邹永成与焦达峰、孙武等人赶到佛寺,趁着雨声掩护,掘墙入寺,几个人费力将金菩萨抬了下来。但这尊金菩萨很重,五六个人也难以抬走,他们便想锤碎分运。锤了很久,才锤下一小块。响声惊醒了寺里和尚,一帮人手持棍棒、禅杖,吆喝着向他们扑来。他们仓皇逃跑,连行李都没来得及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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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到底讲了啥?(觉醒年代)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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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

5

2021-04-01 11:09:50

以前的统治者,害怕的是农民起义。到了民国时期,农民安分了,秀才却“造反”了。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个“运动”,开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李大钊、胡适、鲁迅……是这本杂志的主要撰稿人,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和庇护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这些“秀才”为什么要“造反”呢?有人说,这是民不聊生、政府腐败、国难当头之下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要爱国,要救国,必须在思想上,甚至在行动上造反,冲破旧藩篱,打破旧传统,创造自由和民主的新世界。但民不聊生、国难当头的年代,多了去了。翻开史书,老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记载,数不胜数;元灭宋,清灭明……外族入侵中原也不是一次两次。为什么那时秀才不造反?所以归根结底,民国的秀才之所以要“造反”,是因为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后,知识分子失去了一条清晰可见的上升渠道,原本的社会结构,也开始松动和瓦解。当然,上升渠道也不是全然没有。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表演讲时就说:很多人上北大,是抱着当官发财的思想,想以此为捷径,等文凭一到手,就可以“活动于社会”。所谓“活动于社会”,最好的出路,无非是进入北洋政府的统治秩序之中,成为北洋政府与各地督军政府中的一员。蔡元培对此风气狠批了一通,并强调,北大是应该是出思想大家文化大家的地方,不是某些人的进身之阶。当时,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知识分子,都不想做官。为什么不想做官呢?因为北洋政府实在不像话。从1912年正式建立民国到1917年,短短六年时间,就搞了两次复辟:一次是袁世凯称帝,一次是张勋复辟。到底是搞帝制,还是搞共和,统治者自己都稀里糊涂,你让这些知识分子如何自处?而且自从1915年袁世凯病逝,北洋政府就分成了几个派系,形成割据局面。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又在广州成立南方军政府,目的是打倒北洋政府的“假共和”。全国上下,乱得简直像一锅粥。知识分子是一个“一根筋”“认死理”的群体,他们不像商人和政客那么会变通。他们想寻找一个确切的阶级身份却不得,那就只能重构阶级身份了。或者说,不同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构想,开始出现根本的分野。“共识时代”,结束了。这就是“秀才造反”的社会根源。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那是还没把他们逼急,只要是逼急了,且时机成熟,甭管他是农民、秀才,还是工人,造起反来都可能摧枯拉朽。前段时间播出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讲的就是这么个“秀才造反”的故事。0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觉醒年代》这个剧,虽然是为了庆祝我党建党一百周年而推出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部难得的良心剧。豆瓣上前两天还是9.1分,现在已经9.2了。这部剧,讲的就是一百年前,在内忧外患之下,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在一个混乱失序的年代,知识分子在理念和道路的选择上,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分歧。帝制,还是共和?改良,还是革命?向欧美学习,还是向俄国学习?大家都在摸索之中,而且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讲江湖纷争,讲女人宫斗的电视剧,我们都出过不少精品。但讲知识分子吵架的剧,却少得可怜,《觉醒年代》,算是补了一个缺。知识分子吵得最凶,也吵得最精彩的,无非是两个年代:一个是春秋,一个是民国。这两个时期都面临着中华文明几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从而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既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这部剧并没有在这群知识分子之间刻意分出正派、邪派。而是大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该吵架吵架,该握手握手。总体而言,他们分成了两大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和以辜鸿铭为代表的守旧派。但这两派,内部也不统一。在守旧派内部,有保皇党,也有共和党。在革新派内部,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有推崇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也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有人走精英路线,有人走群众路线;有人局限于思想革命,有人兼搞政治革命。他们谁是谁非?电视剧没有明说,就像陈独秀对胡适说的那样:功过是非,交给历史评判吧。02陈独秀VS李大钊陈独秀,毫无疑问是这部剧的第一主角。他不仅创办了《新青年》,还聚集了一大批革新派的知识分子,包括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的旗手。在当时很多知识青年的眼里,陈独秀就是他们精神上的“爸爸”。正是因为此,蔡元培才三顾茅庐,把他请到了北大,去当文科学长。这个“文科学长”,相当于北大整个文科的学科带头人。陈独秀17岁中秀才,曾反过清,也讨过袁(袁世凯),但他干过的最惊天动地的事,还是这两件:一是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二是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所以他确实最有资格当此剧的第一主角。这部剧的第二主角,是李大钊。在学界有一个词,叫 “南陈北李”。“陈”自然是指安徽人陈独秀,“李”则是指河北人李大钊。这两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1921年,两人还“相约建党”,所以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但这两个人,异中有同,同中又有异,而且是异多于同。除了满脑子救国救民的念想,陈独秀和李大钊完全是两个路数的人。陈独秀是个生性激烈的人。文人的“温柔敦厚”,他一点没学会;文人的耿介,倒一点没少。比如,他给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取了个外号,叫“礼义廉”,别人问他为啥?他回答:“礼义廉耻,无耻啊!”再比如,初见同盟会元老邹永成,对方给他让路,他毫不领情。旁人提醒他:“此人是邹永成将军,你居然不认识?”陈独秀说:“不认识,我向来对官僚政客不感兴趣。”当旁人介绍说,邹永成不是一般人,之前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时,他深感民主共和将成泡影,于是留下绝命诗一首,后跳入黄浦江自杀,最后幸得渔民救起。陈独秀却来了一句:“革命者怎能轻生自杀?我陈独秀此生绝不会做自绝于革命的蠢事。”陈独秀就是这么个人,心直口快,经常搞得别人下不了台。而李大钊,却能让人如沐春风。口快他的个性,就像他那个土得掉渣的小名——“憨坨”。外表憨实,信仰坚定如秤砣。虽然家里也没几个钱,却天天救济学生和穷人。在那个时代,陈独秀和李大钊扮演的是“拯救者”的角色。不同的是,陈独秀走的是精英路线,而李大钊走的是群众路线。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提出了一句口号——“二十年不谈政治”。他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民精神的问题,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先改造国人的思想。而且他毕生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也是一种空想。李大钊不一样。多次深入劳苦大众后,他发现,纯粹的思想革命救不了中国,要想救国救民,就一定要涉及政治,而且至死他都坚信,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所以张勋复辟后,当陈独秀还在以《新青年》为阵地,进行思想启蒙,李大钊已经冒死站上街头,通过引导舆论来直接干预政治。李大钊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第一人。早在1918年,五四运动尚未爆发,他就发表了《庶民的胜利》,高喊“劳工万岁”:“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都是强盗。”而陈独秀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立场,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五四运动中,32名学生被捕。北大校长蔡元培义愤填膺:“国难当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李大钊随即响应:“那我陪您一起下地狱!”此时,陈独秀也坐不住了,他决定“变坐而议,为起而行”,但他对暴力革命还是持排斥态度:“守常(李大钊)说俄国的革命是庶民的胜利,俄国的庶民用的是暴力,那我们中国的庶民可不可以用民主?”可以说,陈独秀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践行者,和李大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两人的结局,依然大相径庭。1921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李大钊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年仅38岁。而陈独秀在建党后并不顺利,并且因为理念的差异,他最终被开除党籍。1942年,他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友人胡适曾对他有句评语——“终身反对派。”事实上,陈独秀所体现的,更多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李大钊更契合后来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才是两人根本的分野。所以“憨砣”先生虽然英年早逝,却能“泽被后世”;而“终身反对派”先生,则“祸及子孙”。两人虽并称“南陈北李”,其实不仅殊途,而且不同归。两位革命者,一个悲壮,一个悲情。03蔡元培VS辜鸿铭蔡元培应该算是这部剧的第三主角。如果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那么,蔡元培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守护者。1916年底,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此时,他已年近五旬,在那一批革新派文人中,算是“大哥”级的人物。他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原本走的是中规中矩的明清文人之路,后来却追随孙中山,成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并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当年也正是他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直至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遂辞职。就任北大校长后,他立即想到了在上海办《新青年》的陈独秀。这两人曾一起做过炸药,搞过革命,有着非同一般的革命情谊,而且他极为看中陈独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力邀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断然拒绝,说他放不下上海的《新青年》。蔡元培回去想了想,之后又跑去找陈独秀,说可以将《新青年》搬进北大,把北大当成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讲堂。陈独秀这才欣然去北大赴任。无论对陈独秀个人,还是对新文化运动而言,这都是个极其重要的决定。一者,搬到北京这个政治和文化中心,《新青年》才有了立足北京,放眼全国的宏大格局;二者,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定,北大才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新青年》的同人编辑,先后被蔡元培请进了北大,后来又在北大孕育出了五四运动;三者,也正是因为有蔡元培和北大的庇护,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才得以多次脱险。而这些,都离不开蔡元培的筹谋和奔走。蔡元培是个文人,也是个教育家,但在那批知识分子中,他最具政治智慧,也最懂得如何与政府周旋。1917年,张勋复辟后派兵围攻北大,声称要逮捕李大钊等人。蔡元培大怒:“现在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面前,我们必须把态度给亮明了,我要去辞职!我要去抗议!我要去教育部!”陈独秀觉得张勋复辟就是场闹剧,大可不必理会。蔡元培露出狡黠一笑:“政治它是门大学问,既然辫子军注定昙花一现,那我就要大做文章了,为我们新北大做点贡献,不好吗?”陈独秀听完,直夸他是狡猾的老兔子。陈独秀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政治谋略远不如蔡元培,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当陈独秀、李大钊冲锋在前,而蔡元培是保护在后。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撇不开蔡元培。一战结束后,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美三国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转让给日本。当时陆征祥等中国代表团一致决定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但段祺瑞又命令他们签字。陆征祥自知无颜面对国人,但也无能为力,于是向当时的外交总长汪大燮求救。此时,汪大燮想到了蔡元培。蔡元培义不容辞地说:“我乃一介书生,您说,我能做什么?”汪大燮说:“你能,你背后有北大,北大背后有中国,只要四万万同胞一条心,中国就不会亡!”之后,蔡元培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商讨,一起策划学生的示威游行,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这场发端于北大的学生运动,最后演变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全国性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推动者,毫无疑问,蔡元培属于革新一派。但身为北大校长,他并没有打压和排挤异见者。所以,北大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标杆,但在北大内部,并没有一边倒,而同时存在两大对立的阵营:革新派和守旧派。革新派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而守旧派,则是以辜鸿铭为代表的旧式文人。辜鸿铭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他十岁求学欧洲,精通9种语言,手握文学、哲学、历史、神学等13个博士学位,翻译了众多中国的经典古籍,曾和泰戈尔共同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交往的也都是托尔斯泰、毛姆、芥川龙之介这样的世界文豪。因为性格乖张,被称为「清末怪杰」。蔡元培对他的评价是——“铁杆的保皇派,满嘴的春秋大义”。而他对蔡元培的评价是——“放眼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我辜鸿铭。我这个保皇党只听两个人的使唤,一个是皇上,另一个就是蔡元培先生。”听听这语气,就知道此人是何等乖张。当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台上演讲,辜鸿铭就在台下刁难他:“请问陈先生毕业于哪所大学?在哪个专业有所研究?”陈独秀虽然是新文化的旗手,但并没有什么学术背景,他只能如实回答: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过,但没毕业,也没有专修过哪门学问。辜鸿铭遂质问:“那你凭什么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以陈独秀激烈的性格,肯定是要应战的,于是和辜鸿铭约战小操场,后来被蔡元培给拦下了。胡适去北大赴任,辜鸿铭也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在开学典礼上,新入职的胡适上台发表演讲,一开场,他用英语引用了古希腊经典《荷马史诗》中的一句话:“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辜鸿铭立马站起来,用希腊语引用了《荷马史诗》中的另一句话完全,不懂希腊语的胡适听得一愣一愣。辜鸿铭得意地说:“这才是原汁原味的《荷马史诗》。胡博士不懂希腊语,用英语朗读希腊的古诗,情有可原,但是,朗读希腊的古诗,一定要用英国伦敦绅士纯正的英语,你的发音太不地道了,完全是下等人的发音。”然后他用纯正的英式英语重读了一遍“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不过胡适毕竟是胡适,他虽然博士文凭还没到手,学术功底也和辜鸿铭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他脑子很好使。他不失风度地说,他引用这句话,不在乎他是伦敦腔,还是下等人的发音,他在乎的是它所表达的内容:“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辜先生,这句话也是我想对您说的。这句话也是我想对一个旧中国,一个旧文化的宣言。”在北大内部,这样的交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如果没有蔡元培,早就糊成一锅粥了。蔡元培一方面支持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坚持,大学是搞学术的,而不是搞政治的地方。所以当辜鸿铭因参与张勋复辟,被学生要求逐出北大。蔡元培却设法保护这个大儒:“有证据吗?难道因为守着传统思想,就不能有一个容身之地?”辜鸿铭得知后,对蔡元培感激涕零:“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我辜鸿铭拳拳爱国之心,东西南北,只有你蔡公知我也。”辜鸿铭虽然是个复古派,是个保皇党,始终留着个长辫子,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也爱国。只不过,他不认为剪个辫子,赶跑皇帝,就能改变中国,用他的话说:“辫子是我们中华文化一条斩不断的根。不管你们承不承认,只要你们是中国人,就要依附于这根辫子,只不过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辜鸿铭虽然是个顽固的保皇派,却从不失文人气节。和流氓政治家比起来,他是“保皇派中的清流”。蔡元培和辜鸿铭,他们算得上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敌”,却惺惺相惜。他们一个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个从现代走向古典;一个装作很清醒,一个干脆坦坦荡荡地糊里糊涂。两人也是殊途,且不同归。04鲁迅VS胡适殊途且不同归的,还有鲁迅和胡适。为什么要把这两人放一块讲呢?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同一种气质:疏离感。他们对时代,对人性,是迟疑的,所以没有李大钊式的“纯粹和激情”。他们绝不会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鲁迅是怕当他“引刀成一快”,吃瓜群众却在一旁叫好:“哎呀,这刀法远不如大清啊!”“是啊,这刀啊,也不如戊戌年间的刀快了。”“那是没喷酒,黄酒配钢刀,砍头如切糕啊!”胡适则是觉得,与其“高谈主义”,不如“研究问题”。既然没有对“主义”的 信仰,哪来“引刀成一快”的决绝?所以,五四运动中,当蔡元培、李大钊等人聚在一起慷慨陈词:“国难当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此时,鲁迅和胡适一般是不说话的。难道“纯粹”且充满“革命激情”的李大钊,就没有过迟疑?当然也是有过的。比如当他说这话的时候:“这还是我们值得为其奋斗的民国吗?这还是徐锡麟、秋瑾这些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共和吗?你不觉得这个国家很荒唐吗?”但这种迟疑很快就会被他自己消化掉,并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纯粹与激情”:“如果一个国家,强权压倒了公理,如果一个国家涉及到核心利益,而人民的意愿不能表达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可以行使民主的权利。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这话听得人落泪,但鲁迅和胡适绝不会说。李大钊是绝顶赤诚。而鲁迅和胡适是绝顶聪明,总是带着质疑和迟疑。比如说鲁迅吧。钱玄同曾向他约稿,希望他多参与新文化运动。鲁迅却表示,他现在只干三件事,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总之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他还提出了著名的“铁窗理论”:“假如有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且是万难破毁的,里边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就要被闷死,然而昏睡入死他们全然不知道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一声,惊醒那几个较为清醒的少数者,他们要承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以为你对得起他们吗?”意思是,他觉得搞思想启蒙,没意义。实际上,自始至终,他对社会改良和革命都持悲观态度。鲁迅看人的眼光,也很毒。对于陈独秀和胡适,他是这么评价的:“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陈独秀是外面竖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胡适是紧紧关着门,门上写着‘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可能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正因为犀利深邃,所以他给人一副横眉冷对的样子。胡适和鲁迅不一样。胡适也绝顶聪明,但他永远笑眯着眼,看起来似乎敦厚一些,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杀伤力。一次,胡适就白话文运动和守旧派的国学大师黄侃论战。胡适说,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形象生动活泼。黄侃却说,文言文比白话文精炼,发电报更省钱,黄侃还举了个例子:“就比如,你妻子死了,你朋友给你发电报,用白话文说是‘你妻子死了,请赶快回来’。但用文言文只需四个字——‘妻死速归’。”大家都替胡适捏了一把汗,觉得这回胡适是输定了。不料,胡适却笑眯眯地说:“那是黄侃先生还不大会使用白话文。前段时间,我朋友给我发电报,推荐我一个职位,我拒绝了,请问黄侃先生,如果用文言文,这份拒绝的电报该怎么写?”黄侃回答了12个字:“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结果胡适用白话文却只说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驳得对方哑口无言。鲁迅、胡适二人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还体现在对政治的态度上。胡适一直反对《新青年》评论时事,因为他觉得政治是权术,是交易,是一种肮脏的游戏,而《新青年》应该是个严肃而纯粹的学术刊物。当李大钊在《新青年》上为工人做了一期专刊,他质问李大钊:“堂堂《新青年》,为不识字的工人做了一期专刊;堂堂《新青年》,里面讲的竟然全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堂堂《新青年》,还讲不讲学术品位了?”三句“堂堂《新青年》……”,足以表明胡适对政治的态度。鲁迅自然也是厌恶政治的,但他的厌恶带着泥土味儿。而胡适的厌恶,带着贵族范儿和精英范儿。所以鲁迅的笔下是阿Q,是孔乙己,是祥林嫂,是闰土……而胡适的笔下,是“两只黄蝴蝶”。鲁迅和胡适,一个于1936年病逝,一个于1949年远走美国;一个死后成了“民族脊梁”,一个活成了争议人物。又是殊途,且不同归的两个人。05写在最后“殊途不同归”,应该是《觉醒年代》这部剧的一个题眼。在一个混乱失序的年代,有人坚信不破则不立;有人不让破,也不让立;有人破了不知道该怎么立,立了又不知道该怎么破;有人破了立,立了破,破了继续立……破不破?怎么破?又怎么立?这些都是问题,随时会产生分歧。到底谁对谁错?时间虽然已经过去百年,但大家还在争论不休。在春秋战国那次千年之未遇大变革中,儒、墨、法、道各家一起探索了四五百年,后来商鞅在秦国搞变法,但他死后一百年,秦还没有统一六国。又过了一百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中央集权才从根子上灭了“六国”,商鞅的“法治”精神,也得以延绵数千年。但关于儒墨法道,关于商鞅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何况是区区一百年前的是是非非?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曾提出“吃人”的概念,专门研究鲁迅的北大学者钱理群,则继续说,还有一种吃人,叫“杀反革命”。但谁才是“反革命”呢?非革命的人认为,那些搞革命的就是反革命;在革命者的眼里,那些不革命的就是反革命。所以“杀反革命”这一行为很可怕,因为谁才是“反革命”,都是自己定的,说不定庵里的尼姑因为不让阿Q摸她的脸蛋,阿Q也会说庵里的尼姑是“反革命”。当时的很多文人对“革命”都异常清醒。比如蔡元培和鲁迅。蔡元培曾两次引用同一个典故,一次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次出现在1926年写给胡适的一首诗中——“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意思是:杀你马的人,就是那些在路旁给你鼓掌叫好的人。而鲁迅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如此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所以他才提醒我们: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The End-作者:加西亚加西亚坐在树上,晃着腿,码着字,看着世界。文章来自公众号:树上的加西亚(ID:shushangdejiaxiya),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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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醒年代

导演:

张永新

主演:

于和伟 / 张桐 / 张晚意

类型:

剧情 / 历史

地区:

中国大陆

上映:

2021-02-01(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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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人和事70:“觉醒年代”之先驱:陈独秀 VS 李大钊 - 知乎

“一大”人和事70:“觉醒年代”之先驱:陈独秀 VS 李大钊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一大”人和事70:“觉醒年代”之先驱:陈独秀 VS 李大钊AI自智体​原创AI让生活更美好的视频与文章百有一用斋 06-14 05:03贞观学堂党史鸿著《觉醒年代》热播后,很多人有感于一百年前先贤们救世济民的精神气概,尤其是对两位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的崇拜,不禁热血沸腾。陈和李均为这部戏最大的主角,虽然信仰同一个主义,但他们却走过了不同的思想与行动轨道。天生我才陈独秀,毫无疑问是这部剧的第一主角。陈独秀一生流亡多次,不仅创办了《新青年》,还聚集了一大批革新派的知识分子,包括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的旗手。在当时很多知识青年的眼里,陈独秀就是他们精神上的“爸爸”。正是因为此,蔡元培才三顾茅庐,把他请到了北大,去当文科学长。这个“文科学长”,相当于北大整个文科的学科带头人。陈独秀17岁中秀才,曾反过清,也讨过袁(袁世凯),但他干过的最惊天动地的事,还是这两件:一是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二是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所以他确实最有资格当此剧的第一主角。Image假如陈独秀可以被定义为狂放不羁的话,那厚德载物则是李大钊,这部剧的第二主角。在学界有一个词,叫 “南陈北李”。“陈”自然是指安徽人陈独秀,“李”则是指河北人李大钊。这两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1921年,两人还“相约建党”,所以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但这两个人,异中有同,同中又有异,而且是异多于同。除了满脑子救国救民的念想,陈独秀和李大钊完全是两个路数的人。陈独秀是个生性激烈的人。文人的“温柔敦厚”,他一点没学会;文人的耿介,倒一点没少。比如,他给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取了个外号,叫“礼义廉”,别人问他为啥?他回答:“礼义廉耻,无耻啊!”再比如,初见同盟会元老邹永成,对方给他让路,他毫不领情。旁人提醒他:“此人是邹永成将军,你居然不认识?”陈独秀说:“不认识,我向来对官僚政客不感兴趣。”当旁人介绍说,邹永成不是一般人,之前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时,他深感民主共和将成泡影,于是留下绝命诗一首,后跳入黄浦江自杀,最后幸得渔民救起。陈独秀却来了一句:“革命者怎能轻生自杀?我陈独秀此生绝不会做自绝于革命的蠢事。”Image陈独秀就是这么个人,心直口快,经常搞得别人下不了台。而李大钊,却能让人如沐春风。口快他的个性,就像他那个土得掉渣的小名——“憨坨”。外表憨实,信仰坚定如秤砣。虽然家里也没几个钱,却天天救济学生和穷人。在那个时代,陈独秀和李大钊扮演的是“拯救者”的角色。不同的是,陈独秀走的是精英路线,而李大钊走的是群众路线。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提出了一句口号——“二十年不谈政治”。他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民精神的问题,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先改造国人的思想。而且他毕生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也是一种空想。李大钊不一样。多次深入劳苦大众后,他发现,纯粹的思想革命救不了中国,要想救国救民,就一定要涉及政治,而且至死他都坚信,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所以张勋复辟后,当陈独秀还在以《新青年》为阵地,进行思想启蒙,李大钊已经冒死站上街头,通过引导舆论来直接干预政治。Image李大钊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第一人。早在1918年,五四运动尚未爆发,他就发表了《庶民的胜利》,高喊“劳工万岁”:“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都是强盗。”而陈独秀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立场,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五四运动中,32名学生被捕。北大校长蔡元培义愤填膺:“国难当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李大钊随即响应:“那我陪您一起下地狱!”此时,陈独秀也坐不住了,他决定“变坐而议,为起而行”,但他对暴力革命还是持排斥态度:“守常(李大钊)说俄国的革命是庶民的胜利,俄国的庶民用的是暴力,那我们中国的庶民可不可以用民主?”可以说,陈独秀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践行者,和李大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两人的结局,依然大相径庭。1921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李大钊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年仅38岁。而陈独秀在建党后并不顺利,并且因为理念的差异,他最终被开除党籍。1942年,他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友人胡适曾对他有句评语——“终身反对派。”事实上,陈独秀所体现的,更多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李大钊更契合后来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才是两人根本的分野。Image所以“憨砣”先生虽然英年早逝,却能“泽被后世”;而“终身反对派”先生,则“祸及子孙”。两人虽并称“南陈北李”,其实不仅殊途,而且不同归。两位革命者,于悲壮和悲情中,演绎了一代先驱的模范。发布于 2021-06-14 05:05​赞同 10​​1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